红船专访|刘鼎之子刘文石：洛川长谈奠定了张学良逼蒋抗日的决心
2021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85周年纪念日。1936年的今天，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总司令蒋介石，逼迫其接受“联共抗日”主张。消息迅速传到南京、延安，张、杨的果断举动，令国共两党高层震惊。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绝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抉择。而促使张学良下定决心联共抗日，奠定其发动西安事变基础的，正是我党有“兵工泰斗，统战功臣”之称的刘鼎。
智慧、冷静地回答不卑不亢
2021年12月6日，红船编辑部按照约定，带着对革命先辈的崇敬心情，走进刘鼎之子刘文石先生的家，请他讲述了家父在西安事变前期，与张学良在一起时的工作经历。
刘文石先生刘文石说：“我爸爸生前曾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西安事变，一是兵工。他亲历了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在中共和红军的历史转折中，出色完成了党赋予他的使命。鉴于他在西安事变前后的表现，中共中央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毛泽东曾说过：‘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刘鼎同志在西安事变中功在何处说法不一。对此，刘文石认为：“最接近的说法应当是在于西安事变之前，他彻底打消了张学良内心的顾虑，彻底澄清了张学良对党和红军的道听途说，在洛川十二天的日夜长谈中，增进了张学良对联共抗日的信心与决心。”
德国留学期间刘鼎
1936年3月，宋庆龄让“红色牧师”董键吾找到了隐蔽在路易·艾黎家中的刘鼎，请他代表上海党组织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抗日。刘文石说：“我爸爸和董键吾很熟悉，以前在上海特二科时，他作为陈赓的副手与董键吾曾经有过工作上的合作。即使如此，董键吾的突然到访也令他心有戒备。在听了董键吾介绍的情况后，我爸爸感觉这是件大事，需要得到组织上的认可。”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党组织被国民党特务破坏殆尽，许多同志因此与党组织失联。“在确定接受张学良邀请后，他认真地做了功课，对张学良的为人处世方式，性格特点等多方面都作了最大限度的了解。他甚至做好了最坏的心里准备——掉脑袋。”刘文石说。
与张学良初次相见令刘鼎难忘，寒暄过后，耿直的张学良咄咄逼人地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你们共产党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卖国投降。可你们知不知道我张某人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绝不后人？第二，中东路事件，你们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可是你们知不知道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很惨？ 第三，红军流徙到了陕北，闹得人心不安，而陕北在东北军防区内，东北军不能不管，红军却使东北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你们知道吗？“我爸爸也没想到，张学良初次见面就提出这样的问题，看得出张学良带着火气。他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贸然回答这些问题的。我爸爸说：我对先生如此坦率深表钦佩，先生问的问题很重要，请允许我考虑一下明日再谈。”刘文石说。次日，刘鼎诚恳地回答了张学良提出的问题，他的回答有理有据，不卑不亢，令张学良心悦诚服。第一，日寇侵我华夏，数月之内东北尽失。先生作为党国要员，东北军司令，拥有几十万大军，守土有责。面对外侵之敌不起而抗击，大好河山拱手让人，国民怎能不指责唾骂？共产党与全国民众的态度一致，不能置身事外而不表示意见。第二，中东路事件起因于东北当局受蒋、日挑唆，首先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片面采取行动、武力接管，事实上成为亲日反苏事件，苏联对先生的指责是出于事实，并非无中生有。况且，事情已经过去了七八年了，先生大可不必萦怀。第三，东北军背井离乡，已经够凄凉了，还被最高当局驱使打内战，也让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红军有民众做基础，能征善战，蒋介石的百万大军都没办法消灭红军，何况东北军呢！之所以让你“剿共”，让东北军与红军厮杀，不过是蒋介石的借刀杀人之计，同时也是一石二鸟，用来削弱东北军实力，这是蒋介石惯用的剪除党羽的手段。
周恩来准备了多套会谈应急方案刘鼎的话打动了张学良的心。但共产党值得信任吗？联共抗日有前途吗？作为主帅，张学良在为东北军的命运与前途担忧。集国仇家恨于一身的张学良心里有太多的纠结和顾虑，在国家危亡的时刻，他的心在联蒋抗日、联共抗日间摇摆不定。而就在这时，蒋介石做了一件令张学良大跌眼镜的事情。3月6日，蒋介石由南昌飞往汉口，转乘火车抵达石家庄。3月8日，张学良按照约定时间到了蒋介石居处。这次见面，张学良以为蒋介石要商讨反攻热河的计划，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刘文石说：“根据我爸爸札记的回忆，张学良见到蒋介石后，对抗日避而不谈，反而逼着张学良下台。这让张学良认识到，蒋介石此前的热情支持，不过是引诱其上圈套的诱饵，目的是逼迫张学良交出兵权。张学良认为这是日本人与蒋介石合演的一出把戏。”
1936年刘鼎为张学良拍的照片
1936年3月，张学良电请南京在洛川设立“西北剿总前进指挥所”，这一举动令蒋介石大为满意，对张学良亲赴前线“督剿”深表嘉许。前线指挥所的成立，为与中共秘密接触提供了方便。此次，张学良邀请刘鼎前往洛川，名义上是“督师剿共”，实为摆脱西安“耳目”与琐事，他要和刘鼎好好谈谈，为在肤施与周恩来会谈做好充足准备。刘文石：“张学良心中的纠结和隐痛很多，我爸爸站在党的立场上一环一环地解开他的心结，逐渐获得了张学良的信任。对于张学良邀请他到洛川去住几天，我爸爸心里十分清楚，洛川相见绝不是为了消遣，更不是张学良一时心血来潮要交他这个朋友。连续十二天的日夜长谈，让他了解了一个真实的张学良。”洛川长谈之前，张学良在苦苦思索，准备作出自己的重大抉择。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张学良最关心的还是联共抗日的问题。与共产党联合抗日能不能成功，有没有前途他心里没底。但张学良想了解中共，想了解中共领导的红军，了解中共的政策与策略，了解中共抗日的决心。煎熬中的张学良，急需一个可以信任的中共友人，而质朴、正派、谈吐文雅的刘鼎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在洛川的十二天里，刘鼎与张学良朝夕相处，谈话地点不总在会客厅里，两人同桌就餐、边吃边谈，有时两餐之间不离桌，直到勤务兵收拾饭桌的时候才中断一下。有时坐累了，就到院子里的花圃中行走，有时也会在三四百米的城墙上散步，走上好几圈。“我爸爸觉得，能有机会和统帅几十万大军的张学良深入交谈，是很难得的机会。因此，每次谈话前，他都认真的准备，按照我爸爸自己的话说，把这些年在国内国外的取得的经验都用上了。”刘文石说。刘鼎阅历丰富，谈话中思路清晰、见地不凡，所谈内容令张学良暗自佩服，将刘鼎待为上宾，视作推心置腹的朋友。在洛川的十二天里，两个人从国家前途谈到抗日战略，从苏联历史谈到东北军内幕，也谈到个人隐忧、家庭生活。内容涉及甚广，谈话信马由缰，形式不拘一格，更不拘泥一题，随着谈话的不断深入，张学良内心的坚冰在逐渐融化。“这些谈话，也给我爸爸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晚年时，他还能记起同张学良谈话的主要内容和要点。张学良对党领导下的红军不甚了解，我爸爸从红军的组成、战斗、来源为他一一做了解答。”
1937年刘鼎在延安，左起:聂荣臻、刘鼎、罗瑞卿、杨尚昆，
刘鼎告诉张学良，红军的组成与旧军队不同，它是由农民游击队发展起来的，士兵是来自有土地革命后的农民，有阶级觉悟，知道为谁而打仗。他们要保守自己的土地、家庭和苏区政权，所以作战勇敢、吃苦耐劳、遵守纪律。红军在党的领导下官兵平等，政治经济民主，因此能上下一心，彼此之间能协调配合，打起仗来机动灵活。红军是为广大群众的利益奋斗的，因此能得到劳苦大众的支持，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鱼水关系。群众密切配合红军作战，部队兵员补充有保障......周恩来在与张学良肤施会谈之前，李克农多次与东北军接触，中共中央对张学良能否做出联共抗日的决心不无忧虑，肤施会谈尤为重要。为了争取在这次会谈中取得实质性进展，周恩来准备了多套应急方案。但这些复杂的情况，都随着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介绍刘鼎参加肤施会谈时，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张学良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 肤施会谈顺利结束后，刘鼎跟随周恩来、李克农等人来到瓦窑堡。中共张闻天、博古等领导同志听取了周恩来汇报的会谈情况，对肤施会谈结果均表示满意，周恩来将会谈情况电告毛泽东、朱德。4月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经研究同意，决定派刘鼎担任我党驻东北军代表到张学良处继续谈判，并帮助张学良培养抗日军政干部。 临行前，周恩来叮嘱刘鼎：“你去当党代表，对我党我军非常重要，这样做统战工作还是第一次。中央对你给予很大的希望，一定要做好。你与张学良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要继续推进，善意帮助他。他确实缺干部，要帮助他培养干部，招收青年学生，他们有很好的条件，有了抗日的干部，东北军就能成为一支很好的抗日同盟军。”刘文石说：“在任党驻东北军代表期间，我爸爸工作在张学良身边。按照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在东北军高层建立了密切的统战关系，并且在东北军内组建了学兵队。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张学良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张学良告诉他说，想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算多少，和红军一起干。请他向党中央毛先生、周先生报告。”红船编辑部注意到，在刘鼎回忆西安事变的札记中，也明确记载着张学良提出入党的要求，虽然未必是从信仰出发，但也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应当是张学良经过慎重考虑后的抉择。这就是刘鼎，一个在我党隐蔽战线和兵工行业中都有卓越贡献的干部。路易·艾黎与刘鼎有过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他在生命即将结束时说：“刘鼎，一个杰出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