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工第一人的顶级创业之路：彭德怀护送他赴任，邓小平为他找原料

 

大家好，我是霞姐。

1940年，刘鼎37岁。

5月1日这一天，是他新上任的第一天。新职务是八路军军工部部长。

护送他赴任的有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后勤部长杨立三。

足可见其重要性。

刘鼎出身富裕，又是留德又是留苏，但革命的苦他吃得不比别人少。

只是这次太行创业的艰辛，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期。

上任的当天，刘鼎就下了基层调研。

军工部下设有4个所，其中最大的就是黄崖洞兵工厂，叫一所。其他三个都在太行山深山中。

刘鼎到了黄崖洞一看，发现工厂里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生产设备。

所有枪械完全是手工制作，大的零部件就靠铁匠打，先锻造出个大概形状，小的用锉刀锉。

工人三五个人一组，合做一支枪，在工厂里组成了无数个“小作坊”。

这种制作方法，除了生产力低，最大的问题是做出来的枪，零件不能互换，因为尺寸、性能什么的都不一样。

刘鼎曾在德国、苏联留过学，他见过先进的生产流程是什么样的，于是他打定主意，一定要用流水线的方式，统一枪型和尺寸。

每个班组只负责其中一种零部件的生产。

这又面临一个大难题。

刘鼎来之前，工人们正在制造五五式步枪，这种枪是仿造的国民党的老套筒，枪管比较长，也比较笨重。

既然要批量生产，该选哪种枪呢？这肯定不是一拍脑袋决定的。

刘鼎回忆起十年前自己还在远东游击队时，刘伯承曾问他，你是武器教员，那考虑过没有，步枪的射程究竟多远为好？

这事刘鼎还真想过，现在一些国家的步枪单纯追求步枪的射程，把枪管搞得很长，很笨重，结果射程越远命中率就越低。

刘伯承听了拍手称好，他们一致认为，步枪是一种近战武器，只要能在两百米内击中目标，越灵巧方便越好。

我们中国人个子本来就比西方人矮一些，又经常以游击战、山地战为主，枪重了、长了，行军打仗也不方便。

但有一样，刺刀得长，不然肉搏的时候要吃亏。

刘鼎重新回想这次对话，赫然清醒，这不就是一柄好枪的全部需求吗。

越轻、越灵巧，越好。

刘鼎很快提出了新的步枪设计方案，由一所副所长刘贵福组织设计试造。

刘贵福原是山西太原兵工厂枪厂的技术人员，是个造枪能手，曾在延安参与过“无名氏马步枪”的设计与试制。

因为枪设计出来后，赶着要去参加延安的展览会，还没来得及取名字，就叫了“无名氏”。

这个“无名氏”步枪在展览会上得过奖，被毛主席夸赞过。因条件有限，只生产了几十支供警卫使用。

新枪在“无名氏”的基础上，融合了捷克式、三八式、汉阳造及老套筒等步枪的优点。

兵工厂的能工巧匠把现有的枪都摆出来，拆开，挨个比对试验。

几种样式的枪被拆得七零八碎，炕上、地下，凡是不站人的地方都摆满了零部件，大家就蹲在一起研究。

1940年8月1日，军工部终于造出第一支自己设计的新步枪。它比一般步枪略短，比马枪稍长，后被彭老总名为“八一式”步枪。

在刺刀的部分，刘鼎格外下心思，因为这直接关系着近战时战士的性命。

他从力学的角度上考虑，将刺刀改成近似“丁”字形。

这种刺刀不仅强度更高，而且从什么方向上刺杀都可以用力，刺进去可以扭，不变形，更有杀伤力。

更巧妙的是，刺刀设计成了折叠型。当时日军的刺刀还要现安上去，不好携带还浪费时间。

新式步枪则直接将刺刀的一头固定在了枪口处，另一端折回来，用卡扣固定住，使用时只需将按动键钮一甩，刺刀就可以自动展开。

八一式步马枪设计图

刘鼎率队第一时间将新枪带到总部汇报，当时恰好总部在开会，一众首长都在。

彭德怀首先接过新枪，翻来覆去地打量，在手里掂了又掂，高兴地连说“好枪！好枪！”。

后勤部长杨立三听了刘鼎介绍刺刀部分后，也高兴得拿起枪做起了刺杀动作。

在场的徐向前，更是背上枪就不肯放下，一场场血战拼下来的他说：“我当兵能背这种枪，不吃饭也高兴。”

彭德怀最后问刘鼎，可以年产多少？

刘鼎想了想，说3个厂大约可生产3000支。

彭德怀转头对刘伯承说：“够装备一个师。”

他又说：“扩大生产，年产9000支，一年装备3个师，3年9个师，怎么样？”

刘伯承高兴地说：“好呀。”

首长们在笑谈间，已经给刘鼎这个新部长下了新的重任。

靠以前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是无论如何也实现不了彭老总的生产目标的。

刘鼎知道，必须得使用流水线模式。

这说起来容易，如果真要实践起来，无疑是要在太行山兴起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

因为这不仅是生产技术的革新，更是一场新旧思想的尖锐对立。

果然，“革命”一开始就遭遇了困难。

兵工厂里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铁匠、木匠、锡匠、农民，干各种营生的都有，但正经进过大工厂的很少。

他们不懂用尺子，许多人甚至大字都不识一个，刘鼎的“先进”理论他们很难理解。

以前工人们手工造枪，基本全凭经验，都是用韭菜叶的宽窄薄厚来形容尺寸。

如今刘鼎要求他们造枪，要按照统一的标准，用卡尺卡着尺寸，大家犯了难。

一个工人忍不住质问：“我做的零部件，就差一个韭菜叶的薄厚，怎么就不能用了？”

见状，枪厂厂长陈志坚拿出一把卡尺，冲着工人说：“你拔一根头发，拿卡尺卡一卡，你一根头发的粗细就有7丝到8丝。你懂什么是丝吗？不懂就教，从认尺子教起！”

为跟工人交流，陈厂长头发直接急白了一半。

工人在进行手工锻造

刘鼎让人把每种零部件都做了三套样板，一套存库房，一套检验用，另一套就放在工人那里，从识字、认尺子学起，一点点教工人使用。

每做好一个零部件就要过一次样板，漏下去了才算合格。

这样质量是上来了，但产量一下子就掉了下去了。质量是需要时间去换的。

工人中滋生出一股浓浓的负面情绪，有人开始说风凉话；有人虽然认同刘鼎，但认为条件不成熟，搞这一套还太早。

按照原来“小作坊”的生产模式，一年500支枪是可以稳稳拿到手的，谁能保证现在这么搞，造出来的就一定比原来多？

改革开始了，就必须执行下去。

刘鼎在军工上的天赋，几乎是天生的。

他从小爱动手，大学就读浙江省高等工业学校，学理工科毕业，后去德国勤工俭学，认识了朱德，由朱德作为入党介绍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又从德国去了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学习、任教兼翻译，是我党最早在国外学习科学技术的党员之一。

早在1933年，他在闽浙赣苏区任组织部部长时，就受方志敏的指派，担任过兵工厂的政委。

在他的主持下，红军生产出了一批自己的小钢炮、炮弹，还改进了地雷引信和黑火药配方，对付敌人的碉堡，效果很好。

刘鼎在管理教学上，也是有经验的。

刘鼎在延安时，就创办了我军培养特种兵干部的第一所军事技术学校——延安摩托学校。

“摩托”是英文单词“motor”的音译，意思是发动机、内燃机，是现代军事装备的核心技术。

刘鼎让学员们先以学习发动机为主，再根据需要一点点扩大培训内容，比如汽车驾驶和航空培训。

这在当时是很有前瞻性的想法，满足了后来军队发展急需一批驾驶员和机修人员的需要。

当时整个延安就只有几台汽车，后来又从苏联调来10台载重车，全部都集中到摩托学校，边当教学用具，边供中央军委使用。

其他的只能靠刘鼎的记忆去描述教学，学员连见都没见过，比如坦克。

学员的文化基础差别很大，有相当多的人没上过中学，这就要补一些文化基础课。

开始时教员少，刘鼎就什么课都讲, 物理、化学、外语、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等。

后来教员多了几个，化学课就由别人讲了。

虽然没见过坦克，但他们还是教会了学员怎么打坦克履带，那里是最薄弱的地方。

摩托学校还兼着延安飞机场的管理工作。只要是降落的飞机，都由摩托学校来管理和保养检修。

刘鼎就利用这个机会让学员到飞机上参观，增加对飞机上机电设备的了解。

就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学员竟然修好了一架救护飞机，惊呆了苏联友人。

就在那种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摩托学校还培养出了大批的优秀学员，有些后来在战场上功勋彪炳。

摩托学校的学员虽是高小毕业，但学起航空、无线电来，也一样是门外汉。眼前兵工厂的工人虽然没怎么上过学，刘鼎依旧有信心教会他们。

德国留学时期的刘鼎

刘鼎亲自下到工厂里去，挨个找师傅们谈话，耐心向他们解释分工造枪、统一标准的好处。

说只有枪的质量上去了，前线的战士们才能多杀鬼子。我们在后方就应该多流汗，造好枪。

他带着工人从认字开始，再一点点学会看图，懂得英制、公制换算，掌握机床操作，了解机、钳、铆、锻、木各工种的分工与合作。

慢慢地，工人们从不熟悉到熟悉，开始能自觉按照要求进行生产了。

大家心里暗暗计算，结果惊奇发现，如今的生产效率，比原来，真的大大提高了。

这一大批来自乡间的匠人和青年农民，成为了太行山上的第一代产业工人。

到了1940年的第四季度，共生产出3364支步枪。

这下工人们彻底信服了。

但兵工厂绝不是一两个或几个优秀人才就能玩得转的。

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除了优秀工人和管理人员，还得有合适的制度跟上去。

在刘鼎调来之前，各兵工厂一直沿用军队管理方式。

工厂就相当于连队的一个组织，下设了排和班，工人每天也要早出操、晚点名，还要集中进行政治学习，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很少。

在待遇上工人们也和正规部队一样，实行供给制外加一点技术津贴，津贴每月最高有9元，学徒1.5元。

这让一些进厂的当地农民很不习惯。

叫他们进厂做工可以，但是当兵，他们是不愿意的。

除了不适应集体生活外，他们最担心的还是，万一哪天工厂办不成了，自己是不是还要去前线打仗，远离家乡？

所以给工人们发了军装他们也不愿意穿，有的直接重新裁剪成便装了。

刘鼎注意到了工人们的情绪，于是他立即决定改革兵工厂的管理制度。

首先各厂成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作为工厂的决策机构，下设工务科，负责生产调度、产品检验和职工考勤。

将原来的“队”改成工部，工部下又设工组，工人们分别由组长领导。

在工人的待遇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形成“半供给、半工资”的制度。

工人的穿着部分仍然实行供给制，伙食和津贴部分则改成工资，每月最高40元，最低18元。

等到1940年下半年，军工部又开始试行计件工资，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底薪+提成”模式。

除固定工资外，流动工资部分按件计算。

对于无法实行计件工资的工种，如负责修理、工具、动力的工人，则采取超定额奖励和节约奖励等方式。

这种将生产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的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工人们的生产热情，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成品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不仅如此，刘鼎还制订了《军工部工厂规则》，里面细致地阐述了作息时间、劳动纪律、待遇、奖惩制度等一系列条款。这是抗日根据地第一部劳动法规。

这些管理的困难，刘鼎早已有思想准备，真正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敌人的“扫荡”。

1940年11月，黄崖洞兵工厂第一次被日军侵入。

当时职工已经近700人，切削机床20多部，整个厂区机声隆隆，运输车队往来不断，被誉为“太行山上的小天津”。

百团大战，我方部队沉重打击了日军。当日军得知八路军的武器弹药大多出自黄崖洞兵工厂后，直接把“大扫荡”的目标锁定在了黄崖洞。

敌人从后山爬进黄崖洞，对根据地军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

军工部机关都是技术人员，缺乏战斗力，刘鼎只能带领大家出走逃难。

敌人追得很紧，队伍走到哪里，敌人就追到哪里，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

又逢阴雨连天，眼瞅着粮秣即将耗尽，大家被追得毫无退路，正不知还能往哪儿走之时，刘鼎说：“我们和敌人换个防，他们闯到我们的根据地了，敌人战区就空虚了。”

他大胆把队伍带去了榆社县，这里是日伪占领区。

果然，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队伍到达敌占区后，没见着敌人。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大家打开了粮仓，好好地吃了两天饱饭，好好休息了两天。

临走的时候，还不忘把每个人的空粮袋给装满了，个别力气大的同志，甚至脱下单裤装粮食。

余下的，便分给当地的百姓了。

等日军得知八路军剿了自己的巢时，急忙掉头往回跑。此时，刘鼎早已带领队伍离开，插敌人的空子又安全回到根据地了。

山崖上的兵工厂

然而，当大家回到根据地一看，黄崖洞在日军的蹂躏下，已经是一片狼藉。

工人个个垂头丧气，不由得心灰意懒，觉得军工生产短期内很难恢复了。

刘鼎虽然也是衣服褴褛，饿得面黄肌瘦，但越是团队消极的时候，领头羊越要强打精神，不能垮。

他照样谈笑风生，冲大家玩笑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他们把陈旧的给我拆了，我们再去向他要新的装备就是了。

大家都被部长的乐观感染了。想想也对，那些机器还不都是前一两年从敌占区抬来的吗。

就在和日军躲猫猫之际，兵工厂又接到一项紧急任务。

百团大战刚打响没多久，彭老总就急冲冲地找到刘鼎。

说在前线战斗中，敌人发起近距离冲锋时，我方常常遭到意想不到的轰炸，打得我们抬不起头来，造成很大伤亡。

轰炸距离并不远，也就是百米左右，手榴弹扔不了这么远的距离，炮又打不了这么近，搞不清楚对方究竟是什么武器。

终于在一次战斗中，我方部队缴获了这个神秘家伙，原来是日军的新装备：掷弹筒。

这是专门在近战时使用的一种武器。

彭总问刘鼎，有什么好办法能制服敌人的火力吗？

刘鼎说，战争是武力的对抗，刀对刀，枪对枪，敌人有掷弹筒，那我们也应该要有。

所以敌人扫荡一结束，刘鼎就重回黄崖洞，立即开始了掷弹筒的研制。

他们找来缴获的日军掷弹筒开始分解研究。

除了攻克技术难题，还要解决材料短缺的问题。当时根据地缺少钢材，刘鼎便想到用从敌占区拆毁的铁轨来替代。

掷弹筒的材料是够了，可要掷弹筒发挥威力，还需要大量的炮弹，这就需要大量的钢材做弹体。

刘鼎便想因地制宜，用当地农民土炉冶炼出来的白口生铁来制造。

然而这种白口生铁含碳量太高，硬度甚至超过了机床上的刀头，要想让其达到可加工的铸铁标准，就必须做韧化处理。

也就是要将白口生铁铸件装进加热炉内，缓缓加温到1000度左右，并长时间保温，使碳化铁分解，随之提高韧性。

可是黄崖洞内没有测温度的仪器，1000度的温度该怎么掌握？

工人们想了一个土办法，将一块银元放在加热炉内，正好银元的熔点在1000度左右，等到银元化了，说明韧化处理的时间也就够了。

1941年4月，军工部的第一批掷弹筒及炮弹试制成功。

刘鼎好高兴，在进行试射时，他想亲自试试。炮手魏振祥怕出危险，临时硬把他推开。

万万没想到，试验时果然发生膛炸，炮手左臂当场被炸断。

最终经过调试，口径50毫米的掷弹筒，射程最远到700米，比日军的更适用。

八路军战士在测量

一个月后，军工部开始成批地向前线运输掷弹筒和炮弹，实现了“敌人有，我们也必须有”的目标。

从此八路军有了与日军抗衡的火力。

而日军更加敌视太行山兵工厂，一直在伺机报复。

1941年11月8日，整个黄崖洞山区笼罩着凛然肃杀的气氛。

刘鼎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指挥兵工厂职工进行坚壁清野，掩埋机器和重要器材，疏散人员。

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独立混成旅团3000余人， 已兵分数路，直逼黄崖洞兵工厂而来。

刘鼎带领军工部和部分兵工厂人员在民兵的掩护下有秩序地向后山转移，一连十多天风餐露宿。

大队人马在转移途中被两架日军飞机发现，只见日机在空中盘了个圈便向队伍头上扑过来。

刘鼎立刻命令队伍散开，钻到路边的树林里。但也有些人躲藏不及，被日机投下的炸弹炸伤。

从这以后，刘鼎把转移队伍再分为小股行动，并且尽量在夜间转移。

负责保卫黄崖洞的是总部特务团，他们早已精心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各个连队按时进入阵地，在工事里储备了足够的粮食、饮水和弹药，等待日军到来。

战斗在11月10日下午打响。

日军先炮轰南口道路两侧的空地，企图用炮弹扫雷。守山战士看穿其意图，加强了设雷组，待敌炮击停止，立即抢埋地雷。

11日凌晨，日军先头部队出动，先是驱赶着100多只羊在前面踱雷，后面跟着300多步兵，再后面是100多骑兵。

羊群勾响了几颗拌雷，后面的日军以为安全了，大胆地跟上来，不料千万颗滚雷从天而降，日军又踩响了脚下地雷，直接丢盔弃甲而去。

在这次保卫战中，特务团以1500人的兵力，摩战8个昼夜，歼敌 700余人。最终以5：1的战绩创下了抗日战争中敌我伤亡的最新记录。

因日军的扫荡越来越残酷，军工部不得不化整为零，将黄崖洞分散设厂。

军工部面临的困难也更加严峻。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厉害的巧匠没有物资也造不出枪炮。

到了1942年，根据地遇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敌人的频繁扫荡，加上连年旱灾，各种物资奇缺，军工生产难以维系。

怎么办？

时任中国中央北方局的代理书记邓小平，专门开会研究支援军工原材料的问题。

他请来根据地边区各县县长，动员这些人民的父母官，为了人民，为了前线，要组织人民把家里有的各种铜、铁、碎锡送到兵工厂，多造武器，保证抗日的胜利。

在边区人民的支援下，军工部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不仅是人民，工厂的工人也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过。

刘鼎一直记得，兵工厂里的火药技师焦逢春，原来是个民间爆竹匠，祖祖辈辈是做鞭炮、焰火为生的，所以他从小就学会了一套制作黑火药的技术。

抗战爆发后，焦师傅全家7人都加入了兵工厂，后来在研制火药中，因缺少安全防护，妻子和两个叔叔都在爆炸事故中牺牲了。

焦师傅的独生子也因拨弄废炮弹被炸死了，他本人在研究实验中也曾多次受伤，不幸英年早逝。

为了阻止日伪军的频繁“扫荡”，刘鼎带领军工部，在根据地还发起一场“地雷运动”。

以县为单位组织地雷生产，军工部负责供应雷管，并帮助培训骨干，在全区普及地雷制造技术。

刘鼎有时亲自下乡讲课，讲地雷的基本结构和爆炸原理、制雷的材料和方法；讲怎么奇巧地埋雷、挂雷，怎么麻痹敌人诱其上当，怎么最大限度地发挥地雷的威力。

他还编印了《地雷制造使用法》《各种地雷触发装置法》等小册子印发给受训学员。

刘鼎编印的地雷制造图

很快，在太行根据地掀起了一个“村村造地雷，户户有地雷” 的爆破运动。

太行根据地的成年人几乎人人都学会了造地雷， 涌现出数以千计的造雷英雄。

村村户户将地雷埋设在门前屋后、炕头、 灶口……日寇扫荡被炸过几次后，再也不敢进屋，不敢乱翻。

“地雷运动”本来只是为了护村看家，后面竟发展到主动出击，围困敌人的碉堡、据点，迫使敌人困守在碉堡内，不敢外出。

即使出来也是战战兢兢，有路不敢走，遇桥不敢过，见屋不敢进。敌人的据点、交通线，被淹没在地雷的海洋中。

脍炙人口的《游击队之歌》写过：“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造！”

刘鼎说，在太行根据地，真实的情况是：“没有吃，没有穿，人民给我们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能自己造！”

刘鼎的太行四年，也是中国百姓敌后抗日最艰难的四年。

一边要抵抗日军的敌后扫荡，一边要培养人才抓生产，难度可想而知。

刘鼎，做到了。

喜欢读历史的人，往往敬佩统帅运筹帷幄的英明、战将统领大军的英武，而很少会想到背后的工业技术专家。

作为新中国初期主要的工业领导人之一，刘鼎所主导的军工部，其生产的武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一场场大大小小的战争。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都有他的贡献。他也被奉为新中国的“兵工泰斗”。

讲述他的故事，是希望他的创新精神、不畏难的心态，能给今天的我们以更多激励。

而刘鼎的传奇不仅于此。